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做过这样事的人，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在说自己的一些有趣故事前，我想借用大家（包括30岁甚至40岁以上的朋友）的一点时间和一点平和的心态，和大家分享过去一年以来一直没说的一些话。所以前两部说的是对于一些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关键词的理解和体会。他们是：欲望、外界、标签、天才、时间、经历、人生目标、后悔、和现实。

这可能会是一篇科普文，也可能会是一篇长篇小说，但我不想这篇文章变成一篇励志文，大家都审美疲劳了。所以我想忽略阳春白雪，尽管信息量很大，但是至少说一些实实在在的经验和故事，说一些效果立竿见影的观点，再说说活捉林志玲什么的，总之让大家多看一点就多获得一点实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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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那些最容易被理解错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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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欲望

这些是我们内心里和人生理想一样真实的东西：学历、工作、房、车、财富、以及爱。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了这些欲望去付出，无论付出的是汗水、鲜血、还是身体健康、又或是其它你懂的。尽管我们付出的方式可能不被社会主流认同、可能没那么具有有戏剧性，但你和我、北大图书馆里的学生和网吧中奋斗的少年、职场杜拉拉和夜场里跳舞的小姐、韩寒和芙蓉凤姐（韩少躺着也中枪-_-），我们谁没有为了一个目标连续熬夜奋斗过呢？我们谁没有为了得到一样东西而撕心裂肺地付出过呢？谁没有过那种拼命得快受不了的感觉呢？所以我们最不缺励志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付出领域的专家。

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跑得越快，越是无法考虑我们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奔跑。

北野武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没出名之前想有一天有了钱，一定要开跑车，吃高档餐厅，跟女人们睡觉。而真正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发现开保时捷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好，因为“看不到自己开保时捷的样子”。结果他就让朋友开，自己打个出租车，在后面跟着，还对出租司机说：看，那是我的车。

我想说，过去几年里我认识的、深交的、共事过的所有人，包括身边一批又一批二十出头收入一百多万的金融朋友、三十岁左右收入几百万的前辈朋友、以及简历金碧辉煌得已经不在乎收入的大BOSS、以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两件事：

一，顶级学校的文凭、顶级公司的工作、顶级的收入、顶级的房、顶级的车、顶级的声望，这些都无法满足人类。

二，无论是通过爸妈，通过运气，还是通过奋斗得到这些顶级的东西，人类都不会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接着北野武的故事说下去。想象一下：你今天骑在一辆助动车上，一个小山村来的年轻人经过，说你的车好帅，你不会有任何的满足感。十几年的奋斗后，你坐在一辆你今天都叫不出型号的保时捷的驾驶位上，一个路人经过，说你的车好帅，相信我，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满足感。你不在乎他，就像你今天不在说你助动车帅的人。你的视角在变。每当我们考虑许多年后能够取得的成就，我们总是习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衡量幸福感和满足感。你今天的视角只是错觉，却让你相信自己的目标是正确的。这是我们最容易跑错方向的时候。

人类的需求是很奇特的。我们吃第一个面包的时候的幸福感，和我们吃第一千个面包的时候的幸福感，是差不多的，前者甚至比后者还多一些。同样的感觉适用于我们赚到的第一笔一万元和第一笔一千万元，第一辆十万的车和第一辆一千万的车，第一个女孩和第十个女人，第一个男生和第十个男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著名的马斯洛五大需求中，你从任意一个细分需求里获得的幸福感只能有那么多。

我们清楚地知道快感和幸福感的不同，我们也知道欲望和需求是两个东西（你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斯洛五大欲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不幸福却是因为不小心把快感当成了幸福感，把欲望当成了需求，而这就是因为我们常站在现在的视角去想象未来的感受。事实是，就好像我们不需要很多的面包一样，我们不需要很多的财富，不需要很多的爱。因为他们很难给你带来更多快乐。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拔高理想和自由的重要性。你可以尝试着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五种需求是否真的有高低之分，思考一下，是否连最贫穷最饥饿的人们，都一直在生活中同时追求着这五个高低层次的需求。你会发现其实这五种需求一样真实，离你一样近，也一样远。然后你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实现这五种需求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只属于你的奔跑方向。这篇文章会实实在在地帮你找到这个方向。但在这之前，我们先谈一些别的。

关于外界

外界带给我们生活最大的影响是嫉妒和比较。

我们一直高估了嫉妒。举个例子，没有人嫉妒雷帝Gaga。雷帝Gaga应该要比我们都更有名、更有钱、坐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比我们更随心所欲，而且也比我们更有才华。但你不嫉妒她，对么？我们没有人嫉妒雷帝Gaga–因为她实在是太雷了。她奇怪得让我们完全不能把我们自己跟她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名利和才华面前没有自卑，也没有嫉妒，更没有仇恨。反而，我们会去思考，觉得她挺有趣的，挺发人深省的，不是么？

所以当你见到好事情发生在了那个他或者那个她身上，嫉妒的小火苗在你心中扑哧扑哧的时候，不如把TA当成那个很奇怪的雷帝Gaga吧。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抛开个人的杂念，去真正思考别人的亮点。

至于比较（Social Comparison），我们可以选择努力向那个绩点4.0的同学看齐，努力向那个年薪几十万的旧识看齐，努力向那个不断得到提拔的同事看齐。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那些和我们一样年轻的人们。看上去像是有30岁阅历的阿呆Adele，19岁时出了张白金专辑《19》，21岁时出了全销量1200万张的专辑《21》，拿了两座格莱美。她出生于1988年。眼神和心态似乎已经像中年人那样淡定的杜兰特和德里克罗斯，两个毫无疑问的超级球星，他们也出生于1988年。如果你喜欢实用一点的，那么iPhone上用户量最大的个人开发第三方浏览器猛犸浏览器的开发者，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北京少年。如果你的视线中有一个世界舞台，那么你会看到上面的人物已经越来越接近你的年龄。

我们不需要去看齐，我们只需要去“看”。去看到这个世界除了你现在正处在的那个若干平米的封闭空间以外，还有许多许多精彩的事正在发生。当你发现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你就会发现你跟你身边的那些“同类人”根本没什么好比的。这个世界太大了。你不是你自己的标杆，别人也不是。谁都不是你的标杆，这是一个没有标杆的时代。

我们要做的是试着不去嫉妒，不去比较，更不要批判，但要试着去观察、去倾听，然后去思考、去沉淀、去让所有外界的信息在你大脑里经历一个长时间的处理过程。在你的大脑还没有沉淀出你自己对一件事的观点前，不要发表观点，不要给出你的定论。我们可以不断在大脑中质疑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我们可以不断挑战自己的想法、挑战任何理所当然的存在，只要我们保证我们的大脑一直在思考，独立地思考。要记得，你和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一样。

关于标签

“牛逼”是过去几年里笔者听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形容词。当我们喜欢的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P颠P颠的。在这里为自己开脱一下，觉得这挺好，说明活得挺真实。

但笔者想用一个很好的朋友（自己来认领）去年当着我面描述我听的原话，来翻译一下这个已经被用得和“帅哥”“美女”一样烂俗的词。她说，“你想太多了（这是她一贯的开场白）。你只是有很多很牛的标签–上海中学、沃顿商学院、最高荣誉、黑石的全职Offer、百万年薪。至于你本身么，牛不牛就说不清楚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牛”和“帅哥”“美女”一样，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二、“牛”的从来都是那些标签，那些改变了金融产业的企业，那些通过培养人才改变了世界的学校，那些定义了时尚的品牌。虽然我无意改变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但对于还没奔到三的人类来说，“高档”“精英”“牛逼”其实不如“做得不错”或者“挺有意思的”来得更实在。当然，等奔到了三，我们就更不想用这些词了。

如果你曾经或者将来获得了任何标签，不管是高盛中金麦肯锡，还是北大清华常春藤，又或是Gucci Prada Armani，有两件事值得思考一下。

第一件事用来提醒自己：撕去这些标签，我们或许还未能为500强的客户们创造等同于我们年薪的价值，我们或许还未能用知识改变世界，我们或许还未能把那件衣服穿出五位数价格的范儿。

第二件事用来看清自己：这的确是一个人人都用标签来识别对方的社会，但要我们记住我们的价值和我们身上的标签没有半毛钱关系。成功不是你有什么标签，而是你用这些标签做了什么。(是的，文章开头的“沃顿商学院”“150万”“最高荣誉毕业”这些个标签让一部分人把这篇文章看到了现在，这顺便解释了为什么导师们总是教育我们简历要吸引人看就一定要把标签名称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能数字化就数字化。但无论如何，对于心理上被冒犯到了的人，在此致以诚恳的歉意）。

总之，把标签用在正确的地方，创造一些价值，虽然不是大到改变世界，也至少带来一些存在的意义。就不展开来说了。

关于天才

不要去考虑什么天赋异禀，一切都来自经历和渴望。特别是这些年，当我认识了一些全中国、甚至全美国最“天才”的年轻人以后，才发现哪有什么天才，如果把他们的经历一个个说出来，大家肯定觉得完全就是一群苦逼啊。但这些苦逼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并且很嗨地追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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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那些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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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

时间是唯一的货币。你所拥有的财富很重要，因为你可以用它用来换很多东西。你所拥有的时间远远更重要，因为你可以用时间来换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包括财富，包括成就感，包括幸福感，包括其他那些我们都清楚的、比财富更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东西。是的，每个人拿时间换每样东西的汇率都不同，有些人可以用很少的时间换到很多的财富，有些人需要用很多的时间换到很少的幸福。但是事实是，只要你愿意花时间，你可以换到任何东西。所以你要想清楚，你到底要用时间来换取这世上无限可能中的哪些。打开你的视野，你会发现有太多经历和体验可以让你去换取。但你的时间银行里每天只存了24个小时。你可能以为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但事实是，没有人可以保证明天上帝是否会往你的银行里存另一个24小时。所以，你要想清楚。

关于经历

如果你今天能从这篇文章中带走任何一样东西，我希望会是接下来关于经历的这一段。

经历的英文叫什么？如果你曾经玩过角色扮演类游戏（RPG），你会知道有一个概念叫EXP，全称叫Experience，这就是经历的英文。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RPG，你扮演你自己。你唯一升级的方法，就是不断地积累EXP。

我们都了解那些故事，我们都懂那些道理，看了那么多励志贴，我们甚至都快知道为什么乔布斯会成为乔布斯。但只有经历才能让我们真正把那些道理变成意识。那些改变我们一生的道理，都是不是别人教会的。

所以即使你有最完美的理论，你都没有把握说服那些还没有开上保时捷的人们，让他们懂得保时捷不是他们想要的，也没有把握去说服那些还没有在投行工作过的孩子，让他们懂得去放弃投行（更何况，对于那些热爱金融的孩子来说，你的劝诫极有可能是错的）。所以哪怕这篇文章非常努力地想要往实用的方向靠拢，可能你看完以后还是没有任何领悟。这一切就像你无法说服还没有吃过很多很多面包的人们，让他们懂得吃一千个面包是要反胃的。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只有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些经历，决定了我们下一步会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 去体验不同的经历。去爱，去恨，去在热恋中没心没肺地笑，去在失恋后声嘶力竭地哭，去翘课，去打架，去拼了命的读书，去让自己真的领悟那些道理。你所尝试的事，你所认识的人，都是你经历的一部分。他们帮助你去理解你一只知道但是不曾真正理解的事，他们帮助你去看到一直存在着但是你不曾看到的世界。

但是，你的人生很短，你的时间货币只有那么多。所以除了乔布斯已经告诉你的“不要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你还要记得，永远不要重复一样的经历，因为你不会从第二次一样的经历中收获到更多，更因为这个庞大的世界有太多有趣的人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太多截然不同的经历等待着我们去体验。

这篇文章也会实实在在地帮助你探索不同的经历。你只要记住，如果你个星期都在做着差不多的事情，那么一年以后你还是一年前的你，只是老了一岁。如果你愿意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都去尝试一种新的体验，或者认识一个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朋友，那么一年后你和一年前一样年轻，只是比别人多活了一年，多了一年的阅历和对世界的认知。

关于是否会为了去经历、去追随感情和理想而后悔

我们一定会后悔。但我们不会为了作出追随感情、或者追随理想的决定而后悔。事实是，如果我们有努力追寻、不愿放弃的梦想、如果我们有深爱的、不想伤害的人，那么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必然会为我们曾经做过的某些事而后悔。当我们离理想和真爱越是近，我们越是容易后悔。就好像晚了一分钟错过飞机的人会比晚了一个小时错过飞机的人更后悔懊恼–因为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如果自己不曾犯下某些错误，如果我们再多那么一点点的坚持，就或许已经实现了理想。所以后悔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告诉我们，离目标已经很近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追求什么瞎扯的“无悔的生活”，我们不用为那些后悔而伤心痛苦。因为在我们选择的这条道路上，后悔不是告诉我们曾经做错了，而是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关于如何找到人生目标

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我想用一种最简单、直接、有成效方法来解决那些励志文章和成功故事的一个通病：就是他们一直鼓励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但从来不告诉年轻迷茫的我们怎么去找到“我们想做的事”（以至于误导了很多小朋友以为那就是“我想一觉睡到国庆节”或者“我想做个吃货”之类的意思）。

我要说的这个方法在我认识的许多人身上成功过，但它不是我想出来的。知名博客写手Steve Pavlina在它的博客中对这个方法有很详细的描述，但似乎也不是Steve Pavlina自己想出来的。网上也有不少中文翻译版本，有可能你曾经看到过，但那些翻译都有失偏颇，以至于让读者很难理解精髓。所以在这里把原文重新编辑，结合以上的经验分享，再用比较适合中国人的陈述方式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愿意尝试，愿意按照要求去做，或许我们可以用接下来的不到500个字，帮助你在20分钟到1个小时内找到你的人生目标。

我们开始吧。

(1) 先在你忙碌的生活中找出一个小时的完全空闲的时间。关掉手机，关掉电脑，关上房门，保证这一个小时没有任何打扰。这一小时只属于你，和你要找到人生理想这件事。你要记住，这可能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小时。你的生命可能在这一个小时候变得不同。如果一个小时的时间货币只能用来换一样东西，那么就是找到你的人生目标绝对是最值得的。

(2) 准备几张大的白纸，和一支笔。

(3) 在第一张白纸上的最上方中央，写下一句话：“你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

(4) 是的，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把你脑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马上写在第一行。任何想法都可以，而且可以只是几个字。比如说：“赚很多钱。”

(5) 不断地重复第4步。直到你哭出来为止。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尽管这个方法看上去很傻，但是它很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人生目标，你就必须先剔除脑中所有那些“伪装的答案”。你通常需要15-20分钟的时间和过程去剔除那些覆盖在表面上的那些受到外界观念、主流思维影响而得出的答案。所有的这些伪装的答案都来自于你的大脑、你的思维、和你的回忆，但真正的答案出现时，你会感觉到它来自你的内心最深处。

对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个小时或者更多）才能把脑子里面的那些杂物剔除掉。在你写到50-100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放弃，或者找个借口去做别的事。因为你可能觉得这个方法没有任何效果，你的答案很杂乱，你也完全没有想哭的感觉。这很正常。不要放弃，坚持想和写下去，这个抵触的感觉会慢慢地过去的。记住，你坚持下去的决定会将这一个小时变成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小时。

当你写到第100个或者第200个答案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会有一阵内心情感上的涌动，但还不至于让你哭出来。这说明那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但是把这些答案圈起来，在你接下来的写的过程中你可以回顾这些答案，帮助你找到最终的答案，因为那可能会是几个答案的排列组合。但无论如何，最终的答案一定会让你流泪，让你情感上崩溃。

此外，如果你一开始不相信人这辈子活着有什么目的，你也可以写下“1. 活着不为了什么。” 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坚持想和坚持写下去，你也会找到让你哭出来的答案。

作为你的参考，Steve Pavlina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花了25分钟在第106步找到了他的最终答案。而那些让他有一阵情感涌动的答案分别出现在在第17，39，53步。他将这些抽出这些答案重新排列，最后在第100步到第106步答案得到了升华。想要放弃的感觉出现在第55到60步（想站起来做点其他事情，感觉极度没有耐心等等）。写到第80步的时候，他休息了2分钟，闭上眼，放松大脑，然后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么做很有效果，在那2分钟的休息后，他的思路和答案变得更加清楚。

如果你一定要拿笔者来做参考，那么答案是我当时比较无知，还不知道这个系统的方法，所以我用了四个月的摸索和迷茫，撞了很多墙，才找到了最终的答案（在第二章个人故事里会提到）。但经过笔者核实，这个方法科学有效，只因为它提炼出了关键的原理。

无论你愿意用什么方法，你最终的答案一定会是一句比较长的句子，或者几句句子的组合。这个答案在外人看来一定非常的空洞，就像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谁都知道，但是只有少数人真正理解的大道理”。但是这几句空洞的句子会对你有非常丰富而且有意义的含义–因为这是你自己用了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你过去所有的经历，去思考，去判断，去剔除，去整合，去沉淀，最终领悟出来的。如果你认真看完了从文章开始到这里为止所有的分析，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关于为什么要有个人生目标（以及它和活捉林志玲的关系）

这是个好问题。所有人的终极目标其实都一样，就是用有限的人生货币去换最多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可以来自内在的、外在的、和世界上任何人和物）。但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件很困难、而且不知道如何下手的事。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最大化人生幸福感是一个几万行的方程式，当中你要做出数亿个选择，而我们却指望用逻辑去解决它。你也知道，逻辑是多么不靠铺的一个东西。很多时候，你往往觉得你已经把脑子想炸了，但还是做不出一个选择，这是大脑逻辑功能达到处理极限的问题，它只能解决绕五个弯的问题，面对绕一百个弯的问题它弱得和奔2一样；又有的时候，你的逻辑很容易被你的欲望给废掉了，这个情况最常出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该起床么？”“Hmmm…睡着挺舒服的，不起了。”–你以为你用逻辑完美地解决了问题，其实你只是让欲望解决了问题，然后用逻辑完美地说服了自己。所以我们经常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我们的欲望挂着“逻辑”的羊头“解决”了所有问题，但是自己却空虚得没有任何幸福感。我们不想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把你的大脑处理每一个选择的过程变得非常简单正确。

确立一个人生目标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人生目标把你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火星进制的大脑逻辑简化成了二进制。假设你的人生目标是“活捉林志玲”（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例子，千万不要有人因为写到这个目标哭了出来），那么你每天早上的起床的时候的过程就是：“我该起床么？”“Hmmm…继续睡下去能帮助我活捉林志玲么？”“很明显不能。起床！”

这就是你听过很多励志演讲者会说：“究竟是什么让那些幸福快乐的人每天一大早醒来想也不想得就冲下床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林志玲。噢不，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其他事情也一样：“我要吃饭么？”“不吃饭我能活捉林志玲么？””不能，所以我要吃饭。”“我要去夜店么？”“去夜店能帮我活捉林志玲么？”“不能，锻炼好身体一定可以。所以我还是用去夜店的时间货币去换强健的体格和咏春拳吧。”你会发现你不用再去依赖不靠谱的复杂逻辑，做任何决定都很简单而且正确。当然，你的人生目标会“活捉林志玲”看上去高尚、空洞很多，它也一定会涵括你对自己、对身边亲人好友、对世界的考量。但记住无论如何，你那外人看似空洞的目标曾让你哭出来，所以它对你来说一定有极为丰富的含义。

最后，你可能会问：“我怎么能确定一直按照人生目标做出选择，我一定能最大化幸福感呢？” （其实这个问题看上去不怎么需要解释的）那是因为你的人生目标是你自己剔除了你欲望带来的杂七杂八的“伪装的需求”，经过沉淀以后得出的你内心最深处最想要的东西，它是你真正的需求。跟随着它你会在短期获得应该获得的快感，更会在长期得到你需要的幸福感。

关于现实和人生目标

我想给所有已经、即将、或者希望找到人生理想的人，和大家分享两个很平凡的故事，作为结束。

我想讲的第一个故事来自我大学最重要的两个导师之一。他是沃顿的一个明星教授，麻省理工本科，哈佛法学院毕业，五十多岁，教了十七年谈判学的课程。尽管他的课作业量很大，但每一年他的课都已几乎满分的学生评分位列沃顿所有课程的前三甲。

在我大学毕业前，我约他在费城附近的一个小镇吃了顿午饭。他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的时候，我问他，他这辈子做出过得最让他后悔的决定是什么？

他说，他从小一直很想当老师，特别是小学老师。当他二十多岁从麻省理工毕业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家里附近的一家他很喜欢的小学做老师。但即使在美国，小学老师也几乎是待遇很低、不受尊重的一个职业。而同时，他拿到了哈佛法学院的Offer。最后他去了哈佛法学院,而这就是他这辈子做出过最让他后悔的决定。他后悔，不仅仅因为他后来发现哈佛法学院是那么的无聊而且勾心斗角，更因为他当时为了一个被社会所尊重、所仰慕的选择，放弃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看不起的选择。

他说他很幸运，一直那么喜欢当老师，在从法学院毕业许多年的颠沛流离以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个老师。当我和一些人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乱说么？如果不是去了哈佛，他可能现在还只是个小学老师，根本不可能成为沃顿教授啊。我想，现实和理想的意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只需要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成为成为名校的教授是比普通学校的小学老师更伟大、更幸福的成就。

第二个故事开头，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每天上校内上微薄，看到很多人分享各种励志、免俗、追求梦想的文章，但他们最后究竟做什么去了？你可能以为他们马上回归现实去了。但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怀揣着那些道理，继续去做他们知道怎么做的事情。这就有了第二个故事。

每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像一台高速运行的电脑。一代比一代运转地更快。我们从懂事开始就有别人告诉我们要运行各种程序，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工作，等等等。我们停不下来。关键是，我们很难运行自己想要运行的程序，因为过去二十年里面我们运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别人编好以给我们的–我们自己不会编程序。

如果有一天，有一台电脑突然下了决心，要运行自己的程序，他就必须先停下来。这时，他会看着周围所有的电脑依然在高速运行着，甚至嘲笑他怎么不动了，然后把他远远地甩在后面。而他，需要慢慢地开始学习自己编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很痛苦，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在运行自己的程序。

说这两个故事不是为了励志，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或者明天你找到了人生目标，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一、即使你内心已经明确地知道你想要什么，依然会有一些更为社会认同的东西来诱惑你，要永远记得坚持。二、如果你坚持了，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学习自己写程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是痛苦并漫长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愿意去面对这个过程。好消息是，我们都还年轻。所以不如趁着现在还有那些热情和勇气，去撞一撞那些墙，用最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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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过去一年里的个人故事，给所有十年来认识的、和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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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前的故事

我从去年暑假结束，拿到回黑石的offer后，就开始了寻找自己人生目标的旅程。2010年的九月到12月，我过得挺糟糕的。因为我每天起来都在想我接下来这辈子要干什么。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接受了那个offer，我未来两年的前景。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韩国人Jay，我实习的时候是他做分析师的第三年。每年的反馈中，他都是黑石他那一届全球所有分析师里最强的那一个。我没有怀疑自己能够成为这届最好的分析师，但同时，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J是我能成为的极限。但仔细想想，J也不过只是那样，像永动机一样地在办公室努力工作，像尊贵的孩子一样在夜店潇洒地玩耍。J是最出色的，但也是黑石所能创造的最出色的。

后来我想到了环境的局限性，想到了密集网络。我在上中的时候，我这届最好的学生去了北大和清华。而在沃顿时，最好的学生去了高盛直投、贝恩资本、凯雷、KKR、Jane Street等买方。我想到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模式化思维的牺牲品（victims of stereotypes)。 我们的社交圈里都是与我们同类的人，我们互相交流、竞争、鼓励、启发，处于所谓的密集网络。我们自以为我们充分见识了整个世界，但其实我们只是在重复肯定同一类信息。所以如果你是“最出色的”那一个，那么你极有可能就是所有和你同类的人当中最出色那一个。但这也就是你的极限。而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只是想和别人有点不一样，他们想去外面看看，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他们想要找到自己独特的生活。对于这些人来说，天空才是极限。说实在的，所有当年选择DIY出国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有幸拿到了让那些当年去北大、清华的那些同学羡慕的Offer（再次向躺着也中枪的北大、清华同学致以崇高的歉意），如果你有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见识，那绝对不一定是因为你比他们更出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那个出国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流行的年代，你没有被那个上北大、上清华的模式化思维所套住。所以老天很弄人，因为所有一直在追求“出色”和“卓越”的人最后都在他们最坚信的标准上“输”给了那些只是想过自己独特生活的人。

当然，2010年末的时候，我只是确定了自己是被老天玩弄的人哪。但幸好我还有一年时间，我决定一定要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目标，然后坚定地走下去。一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觉得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多走走，去见识这个世界，活出自我。但后来我发现这个目标其实只是说着好听，但是其实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动力，然后我就很伤心。再然后，我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目标，就是“做个有意思的人”（Be an interesting person）。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当时能给另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但后来我又想了想，这个目标用管理学的标准来说，就是太不具体太不精确所以很难提供持续动力。然后我就更伤心了。所以从九月到十二月的四个月里，每天起来就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而痛苦。因为自己跟自己的内心对话太多，经常一不小心就错乱了。当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什么20分钟就可以找到人生目标的这种好事。于是我就上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课，和各种奇奇怪怪的人交流，希望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一些启发。那段时间我过得真的很彷徨也很烦躁，好在我坚持了下来。我谈判课上的教授成为了我很重要的一个导师–尽管他从来没有一对一给予我任何指导。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改变我们人生的道理，都不会是别人教会的。进入到十二月以后，我的目标慢慢找到了我。

四个月里经过无数内心挣扎之后沉淀下来的思想最终被我总结成了两句很简单、看似和“做个有意思的人”一样不具体、但对我而言包含了丰富含义的话：

“To grow and to help others grow. To live and to help others live.”

“成长，并帮助别人成长。体验和经历生活，并帮助别人体验和经历生活。”

这两句话就成了我的人生目标。它能让我感动得哭，也能让我感动得笑。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两句话在外人看来可能莫名其妙，但我发现这两句话解释了过去二十多年里自己做的许多事情背后的原因，其中包括了我为什么从小一直都不好好读书，为什么选择出国，为什么一直逃课，为什么在2009年和一群朋友一起创建了BIMP这样一个神奇的项目，等等等等。

关于辞职的决定

在确定了人生目标以后，我的思路和视野都变得清晰了很多。我很快找到了我想要做的事。和身边许多的朋友一样，创业也曾经是我大脑中的考虑过的一个想法。但我一直想不到任何我愿意用我几乎所有的时间货币去换的一个创业项目。但在确定了人生目标的今年一月份，我几乎没有花什么时间就确定了一个项目的大方向，这个商业项目的创意像是奔着我而来的。然后再通过不断的完善从一个不成熟的产品渐渐变成一个成熟的产品，一个真正可以持久给所有人带来价值的产品。

所以，可能和许多我很尊敬的朋友不同，我的出发点并不是“慈善”和“义务服务”，“创业”也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一个学了四年金融的人怎么可能一直心存“创业”这个目标呢），我的目标就是实现“成长，并帮助别人成长。体验和经历生活，并帮助别人体验和经历生活。” 简单的说，我的内心并没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一定要创业、你一定要创业”，只是碰巧创造一个商业化的项目是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式，而创立一个商业项目这件事碰巧叫做创业。

而另一方面，在黑石工作可以帮助我“成长”和“经历”，但是我觉得在黑石的一个暑假实习里，我用20%的时间经历了接下来的两年里可能会经历的80%的体验，对我来说已经很值得了。我也一定会“成长”，但是未必会比创业成长得更快、更深刻、更理想、更多样化（比如说我就没有办法做我一直很想做的美工设计工作了！）。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在黑石我基本上不能实现我人生目标的另外50%–“帮助别人成长。帮助别人体验和经历生活”。所以结果就是，“是否辞去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直接成为无业游民”这么重大的一个选择，被我用人生目标给瞬间解决了。有多瞬间呢？我后来发现了个有趣的巧合。

四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去写一篇回忆录，来回忆出国两年多的旅程，然后这篇回忆录不幸地才写到出国的第一年就没有后来了。尽管写回忆录是一件有点折磨人的事情，但读回忆录绝对是件超开心的事。当中我写到过六年前我决定放弃轻松进北大清华的机会，毅然决定出国念高中，因为上海中学不支持孩子们申请国外大学。原文如下：

“北大清华这种学校我肯定不去!”我当时的有两个很简单也很清晰的想法：一，I deserve the best in the world，二，也是更重要的想法，我想，就算最终在美国毁了，我至少做了一个帅到五体投地的决定，我鄙视了北大清华。更离奇的是，从那以后的两年至今，我几乎从来没有为这个决定后悔过，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想的。仿佛这道选择题是在侮辱我的智商而不是测试我的智商一样。无论如何，两年后的现在，我相信，这个帅到五体投地的决定，是我一生至今最正确的决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是不会变的。把上文中的北大清华换成黑石，就是我的大脑在半秒中以内做出辞职这个决定的思考流程。可见大脑在考虑一些人生大事上是不怎么需要运作的，让心去运作就足够了，而你的人生目标就是你的心。

如果说这六年里，相比上面这段话我又多了什么领悟，那就是（1）一个人生目标（2）人生没有任何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另外一个选择是否是正确的。

撞上的许多堵墙

Randy Pausch在他著名的“最后的演讲”中提到过一个很实在的观点。他说，在我们追寻理想的道路上，我们一定会撞上很多墙，但是这些墙不是为了阻挡我们，它们只是为了阻挡那些没有那么渴望理想的人们。这些墙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证明我们究竟有多想要得到那些东西。

我撞上的第一堵墙，就是我没有如我所愿地一毕业就辞职。考虑到团队开发的进度，个人诚信问题方面带来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以及很多直接辞职可能带来的负面因素，我最终还是回去工作了四个月才得以正式辞职，其中包括一个月的培训。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老板都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我辞职的事情，但大老板自己却没有做好保密工作，以至于同事们最终都知道了我一个小小的分析师要辞职。但我又被规定不能公开，所以在我座位附近的办公室气氛很糟糕，上班感觉度日如年。当中还穿插了许多压力山大的故事，比如我遇上了公司最高管理层一年一度的3v1谈话，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被三个在华尔街响当当的名字各种拷问，因为我光荣成为了公司历史上第一个干都没怎么干就宣布不干了的分析师（从小到大，坏孩子光荣榜上真是永远有我的名字）。又比如曾经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VP整整四个星期把坐在整个办公室出入口的我当空气。但是无论当时多煎熬，现在想来都是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

其实我很感谢和尊敬黑石，不仅因为我仍然是个热爱金融的家伙，更因为每一个我接触过的同事的做事风格都对我的个人风格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情感的层面上，我最感激的是负责团队人事的韩国VP，在我辞职的过程中帮我做了许多疏通的工作。在我离开的前两天的晚上，他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Denny，你知道，作为你的上司，这次我面对着一个选择，是照顾公司的利益还是你一个年轻人的利益。我选择了后者。我希望你以后不用面临这样的选择。但如果你有一天遇上了，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决定。”

我离开的那一天，我的同事和几个以前一起共事过的朋友给我发来了道别邮件。让我很高兴的是，他们在祝福中都用了同一句话“You are very brave”（“你很勇敢”）。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无论今后的道路如何艰难，至少在旅程的起点我实现了奥巴马用来形容乔布斯一生的第一个形容词。对于一个活在当下的傻子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在上海的家中，和我非常喜欢而且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们一起工作。虽说生活条件很普通（以银行家的标准来说的话简直是糟糕透了），虽说工作强度和时间依然和在黑石的时候差不多（以银行家的标准来看的话处于中上水平），但回到上海后的这段日子确确实实是我人生中自我学习曲线上升最快的一段日子。所以顺便说一个建议，当那些备受尊敬的金融机构告诉你为什么要选择他们的时候，特别是关于学习曲线的那些理由，不要那么快就为之屈服。他们不仅有可能（虽然也仅仅是可能）在推销给你一些你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且他们永远不会带你看清楚这个世界上全部的可能性。你要跳出“密集网络”，自己去看清楚。这个建议出自依然热爱金融的笔者。

我一年的故事就这么讲完了。如果回顾总结过去一年的人生，那么最好的形容就是从一年前我确定了人生目标的那天起，一切就开始失控。但我想在这个回顾的最后，和所有已经确定了自己人生前进方向的朋友，分享这一年最大的感想：你的理想就像一辆车，如果你觉得这辆车的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中，那么可能说明你开得还不够快 (Your dream is like your car. If you are in full control of it, you are not driving it fast enough)。

关于感谢

感谢所有支持你、欣赏你、否定你、看低你的人。

我一直说，永远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不是一出生就上了好到可以改变我的学校，一直到六年前，我都不算是个好学生，学生生涯当过的最高的职位是小队长，期中期末考试好像从来没有进过班级前三，有一年甚至还是全校倒数10%，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感谢自己不知为什么突然一根筋地开始愿意好好努力，自从那以后就知道实现梦想就靠坚持付出，没有别的秘诀。后来我出国，看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在一路的坚持中，遇上了许许多多带给我灵感的人，他们用他们的经历影响和改变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忘记你从哪里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继续传播我受到的影响，可能是作为一种感谢。

今年上半年还在上创业课的时候，我一边要照顾自己的项目的开发，另一边又创业课项目团队中的其他四个成员眼看即将毕业，完全不作任何事情。我的教授Gelburd，一个前创业家，也是我在沃顿的第二个导师，他并没有因为我一个人担纲整个项目的开发和准备而减轻对我们团队的项目的要求，但是他给了我很多鼓励。期末演示日的那天，我在一天有三个期末演讲的情况下，被迫一个人完成了80%的项目演示。没有什么奇迹，我们的质量肯定不是最好的。但在我毕业的前几天，我收到了这门课的成绩。Gelburd给了我A+。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他回复我说，每一年上这个课的学生中，真正去创业的不出三个，I think you will be come very successful。

收到他的邮件，我告诉我自己，绝对不能辜负曾经看好你的人。哪怕只有一个看好你的人，为了那一个人，你都必须要坚持下去。

同样地，过去的许多年里，我被许许多多人否定过，甚至包括身边很好的朋友。从五年前的：“就你也想进沃顿？”一直到几年的：“你还是别创业了吧”，“你肯定不会辞职的”等等。这些否定和质疑一路上给我很大的鼓舞，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

在美国的这六年，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许许多多强大的人，他们强大的地方可能是一些人生经验，可能是一个很偏门的技巧，有或者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一个坚持了几十载的生活细节。今后我会一一道来。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Stacy，你是我出国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是你对音乐的坚持让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精彩。还想特别感谢袁帅、甄欢、柳潼、质含、瑞之、盛杰、和筱纯，感谢2009年的时候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把BIMP这个项目做起来。这是理论上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按照BIMP现在的强大程度，它必然只会越来越强大，我真心希望它会给更多的对金融真正感兴趣的孩子带去帮助。

最后，特别匿名感谢所有从今年一月开始到今天，给目前还处于隐形状态的小网站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无论你现在是否在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们始终是一个团队。

最后，两个改变你生活的礼物

其实我一直准备了两个礼物。这篇这么长的文章，所有因为一些共鸣或者因为一丝共同的信念而坚持看到了这里的人们，这两个礼物会改变你们的生活的。

拆开第一个礼物，是一首旋律很简单的歌，来自Cat Steven，叫做”If You Want To Sing Out, Sing Out.”

歌词简单的甚至不需要任何中文翻译：

Well, if you want to sing out, sing out; And if you want to be free, be free;

Cause there’s a million things to be,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And if you want to live high, live high; And if you want to live low, live low;

Cause there’s a million ways to go,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he opportunity’s on; And if you can find a new way, you can do it today.

You can make it all true, and you can make it undo.

如果你还很难看到”there’s a million things to be, and there’s a million things to do”，那么请拆开第二个礼物。

第二个礼物将帮助你看到生命中的无限可能。这是一个明年一月才会开始邀请测试的网站，这个网站是我为我自己创造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里，那么它也是为你创造的。怎么来形容这个网站呢？

对于互联网行业研究者来说，它和移动互联网、移动应用、云服务等当下潮流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国外的成功案例或者相同模式可以C2C（Copy to China）。所以，它可能很无聊。

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的目标是让这个网站做到以下三点：

1. 它要很好看、很酷、很好玩，像一个游戏一样

2. 它要颠覆现有网站的传统，要很真实，几乎和现实一样真实，真实得以至于它根本不像一个网站

3. 它要实实在在地帮助用户获得让生命更有价值的经历

它叫做“连客”，来源于英语单词“Link”。它会帮助用户将过去和未来的经历连接在一起，让用户看到生命中的无限可能。就像乔布斯说得那样，“连接人生中的那些点”。

我知道，以上的一切听上去很不靠谱。但没关系，它若存在一天，就会给用户带来一天价值，给这个社会带来一天的活力。

过去一年里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而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网站。

lianlianke.com

我想把它分享给所有相信人生就是不断经历的朋友们。明年，我们依然年轻。

Denny（微博） 201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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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想说一声感谢，看到一篇1.7万字文章在24小时内被浏览了将近15万次，让我们相信连客正在做的事或许有希望创造一种具有正能量的文化。感谢每一个转发的朋友，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明天开始闭关做事，期待一月的邀请测试。很高兴认识了很多经历丰富的朋友，保持邮件联系：denny艾特lianlianke.com（请将”艾特”替换成@)。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中国，如果你有和我们一样的信念，如果你喜欢我们在做的事情，欢迎你申请加入我们，主要需要宣传、摄影、法务、和程序人才（也请理解我们会有比较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同时招实习生和全职人员。请理解前者无薪，全职人员是底薪，因为所有现有团队人员基本上都是在无薪或底薪工作。除了学习曲线以外，这份工作会保证你见识到世界上很多有意思的事。

对于所有从这篇文章中读出站着说话不腰疼、异想天开、理想化的朋友：请试着重读第一段“关于欲望”。每个人都需要、也只需要同时满足五大需求到一定程度。我至今没有找到理由证明人为什么要追求你明知道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另外，这篇文章和成功学无关。标签有价值，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应该是目标。他们只是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们必然会创造的副产品，而只把光环当目标的人往往很难有任何光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同时满足五大需求的那个方向。我只是将我所经历的和所感悟的分享给了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选择从别人的经历中领悟那些道理，还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去领悟，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头破血流，但是前者比后者更需要个人的冷静思考和沉淀。总之，在看完这篇文章以后，让每个人自己决定怎么去使用自己的时间货币去处理这篇文章。

看了之后心里不是滋味

感觉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可还是跟那个时候好像

文章有点儿长，没摘要，不喜欢的就略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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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的鸦片战争起因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明显是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淫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

　　 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
附录：
《南京条约》

http://nanking.tk/

《天津条约》

http://zh.wikisource.org/wiki/天津條約

无法判断这个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集中体现了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蝴蝶效应。
也很难判断以鱼干打头这个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你为什么要买鱼干，犹豫还是秋刀鱼？
你为什么舍不得？

肉身不得不服从某些规则，有些规则是致命的。
元神也是。
人人渴望的自由灵魂只能蜗居于人人厌恶的即墨肉体里。

人有了污点，就无法洁净如初。
防止污染真的很重要。

冬瓜和鱼干，清蒸还是做汤随你了。

1 Comments

• At 2010/01/31, cheaper wrote:

  “即墨肉体”，这个词有意思，呵呵，以后就用了

最困难、最危险同时又是最甜蜜的行为就是把柔嫩而敏感的心彻底亮给对方，而初恋者往往因此而甜蜜、受伤，因为那种投入是彻底而没有设防的。《小王子》是一个让人勇敢付出的童话，但这的确存在风险。

“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小王子仍然在对她们说，“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罗，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她和你们一样。可是， 她单独一朵就比你们全体更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 因为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她身上的毛虫（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 而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 因为她是我的玫瑰。”

吾之蜜糖，彼之砒霜，如此而已

3 Comments

• At 2010/01/16, cheaper wrote:

  搜来读了读，杯具性的再一次验证了自己不是一个“柔嫩”的人。

• At 2010/01/16, Bright Young wrote:

  柳树下的梦，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一篇。

• At 2010/01/17, cherishyou wrote:

  这篇甚好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却也费些心思做了
仅仅是为了了了积蓄经年的心愿么
真是这样，或者结果是这样
倒也罢了

结果却是：唉，你这么做又何苦呢。
终局是彻底无为么？

还能凭甚么

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
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

谁勉强娱乐过谁

但你我至少往后
成为了蜜友

————————这是一条适时的分割线———————
岁月与性情
突然想起这本书，现在躺在几千里外家里书房里，推荐下。

简介：

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的郭世英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

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及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本文是胡适先生1932年6月27日所作。虽然30年代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时代已经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读来还是感觉受益匪浅，胡适先生的谆谆教导之情溢于言表。本文中，胡适先生认为，大学生毕业有三条路可走：继续做学术研究；寻着相当的职业；做官，办党，革命。文中分析了大学毕业后遇到的“陷阱堕落的方式”，并给出了三个方子。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19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头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作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５０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５０万万法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 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２０００万法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５０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在显微镜底下能偿还５０万万法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摘自《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2 Comments

• At 2009/02/28, xinhuilee wrote:

  典型的一个老师写的，有点说教

• At 2009/04/20, du yun wrote:

  写的很好 我也转了~~~

Like a traditional grieving parent in ancient times, she still talks to his portrait every day. “I always address my son’s photo like this,” she says. “My dear son, in this world which you have left, there is one proverbial rule for all, be they white or black, brown or yellow: when danger strikes, let women and children go first.

“It might not be in our constitution or any party document, but it’s a basic law of human behaviour. This law broke down that day in our city.”

翟东升

我们总自以为是理性的，其实那不过是惯性。

“我常常会问自己：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答案总是否定的。”五年前，跟我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在巴黎艰难求学的复旦女孩，当时她和我都住在巴黎南郊大 学城的东南亚楼，偶尔过来串门聊天。生活的艰难和孤独能够逼着人去不断地观察，反省，思考。一位学工商管理的女孩专注于如此哲理性的问题，显见她的处境和 心境。后来我留在人大教书，每次有学生聊起关于前途选择的困惑和迷茫，我就会想起复旦女孩的这句话。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似乎的确都 不是真正由自己选择的。我们所为之努力的许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自己深思熟虑后想要获得的，而是随波逐流、顺其自然的结果。

我曾经在一次与研究生新生座谈的时候介绍过一个方法来尽早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以便在两年的学习中有的放矢。该方法的第一步就是先确定自己比较看重的职业特 点，不同的人对于自己未来的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最希望自己和家人能衣食无忧，所以要求未来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有的人最希望能够自由自在，活得不那么憋 屈，清贫一点倒无所谓；有的人比较喜欢安定，但也有人就是喜欢生活中多些刺激、多些挑战。这个世上三百六十行，没有那个行当能够让人感到十全十美完全满意 的，所以，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偏好和比较优势来确定职业特征的轻重缓急次序，并以此来最终确定不同职业在你心目中的优劣次序。

以我个人为例，当年我比较看重的职业特征有以下一些：

一是国际化的便利性，因为我认为国际化是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哪个职业有利于我自身的国际化，即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对象的国际化，那么在我的评价中那个职业就得分较多；

二是行业进入门槛的高低，因为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完全竞争的市场利润率是很难让人高兴起来的；

三是成就的复利效应，因为有的行业中前边的成就可以不断积累为以后的资源，而有的行业却不具有那种可积累性。

其他值得考虑的职业特征还有诸如“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社会地位和声望”、“附带资源的积累”、“精神健康与人格健全”、“劳累程度”等等。

要想在上述标准中确定自己的偏好次序，不但需要大胆倾听自己的心声，更需要尽早获得足够的社会阅历，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找生活圈子中比较见多识广的人士 聊天。一旦确定了自己最想要什么，后边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看各个行当分别具有哪些特点，然后做出权衡和抉择。

我还劝学生们早下决心，以便在几年之内有计划地为自己的目标做比较充分的准备。若非如此，很有可能像寓言故事中所说的那头驴子，在两堆草料中间徘徊而难以抉择，最终饿死。

我的这套思想方法，说得吓人一点，是继承了从启蒙主义到现如今的科学主义一脉的。假如走得更极端一点，就是按照自己的偏好和要求给各个指标赋值，然后用这 些赋值给各个可能的职业、职位打分。但是实际上，打分这个东西貌似科学，实则往往没道理，因为当你赋值的时候，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往往会被同化或者简化为 同一性质的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伪科学也有它的功用，比如想当年本人为了劝说女友（即现在的夫人）留在北京，就将这个方法加以运用，结果很“科学 ”地算出来她应该放弃外地的工作机会，选择北京的机会。

这套思路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其可行性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能力和充分信息的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获得的信息往往是很不充分的，我们的理 性也总是很有限的。随着对社会了解更多，人总是“始觉今是而昨非”，也就是说，我们的偏好和参照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大学毕业时定下的评价以及由此而 做出的选择很可能在五年后会让你后悔，这是完全正常的。至于我们的理性在人生选择中的作用，我的朋友承列博士有句话颇有道理：“我们总自以为是理性的，其 实那不过是惯性。”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认真学习、悉心领会我的上述建议之后，与其说是获得了理性的选择方法，不如说是帮助你劝服自己按照成见、冲动和惯性行事。反 身自问，我自己当年的择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惯性而不是理性在起作用，因为我自己按照上述分析方法所做的比较和分析，最终不过是一支镇静剂而已。

那么，既然如此，人生选择的方法论是否仍然必要？以我目前的认识，首先，人生的目标规划还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保持弹性；其次，我们不必追求人生决策的最优 化，而应该追求大方向选择上的较少严重失误；再其次，长远的计划应该尽可能虚一点，详细的规划应该周期短一点；最后，借用古人的一句话与读者共勉：“三思 方举步，百折不回头”。

(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didongsheng@163.com )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
（钱理群 2008年4月27日）

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 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 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 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 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 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 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 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 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 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被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 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 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 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 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

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 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 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 《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 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 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 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 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 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 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 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 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 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 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 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 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 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 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 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 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 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 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 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 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 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 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 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 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 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 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 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 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 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 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 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 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 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 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 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 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 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 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 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 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 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 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 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 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 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 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

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
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 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 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 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 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 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 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 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 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 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 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 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 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 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 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 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 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 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 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 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 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 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
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 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 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 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 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
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 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 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 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 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 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 轻心的。

大学教育与就业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
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 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 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 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 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 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 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 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 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 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 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 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 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 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 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 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 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 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 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 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 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 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 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 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 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 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 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 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 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 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 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 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 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 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 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 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 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 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 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 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 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 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 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 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 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 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 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 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 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 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 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 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 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 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 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 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 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 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 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 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 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 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 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 2008年5月19日在《我们社》同学的录音稿基础上整理，略有发挥。）

第一看这部片子大概是在去年10月，那还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
看完后郁郁寡欢心里堵得慌，难道是Edward诺顿碰巧查到某人内心深处有毒？

陈奕迅和爱德华诺顿，我都喜欢，明明白白的喜欢。
一个嬉笑搞怪夸张而荒诞爱自暴自弃，也会在洗掉脸上油彩后露出温和安静的面目，清醒和克制的一直是他。
另一个更是难得，律师家庭，耶鲁历史和天文学毕业。身材矮小，极少笑，面容依旧停留在冰河世纪，任凭内心熔岩翻滚。
看到这两位那个鸟样俺心跳都会变缓呢。

《面纱》源自毛姆的同名小说。这家伙也是出身律师家庭，五短身材，严重口吃，和有夫之妇生下个女儿后与一战战友（male）住在一起，携手游历四方。
呵呵，原著结尾更好：伦敦重逢时女主角凯蒂没有断然拒绝旧情人，反而再次被其花言巧语所迷惑。

对Naomi Watts这个天秤女金刚女无多大感觉，不表。电影里演她情夫的是她现实中的老公。

本性还是喜欢看擅长描写细腻东方式 情感的A片，面纱、英国病人、BBM、大河之恋、秋日传奇、大鱼、the Terminal、再见列宁，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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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网上某杭州mm的影评 ，很是心动：
爱到分离才相遇

一座城的倾覆成全了白流苏。
一场乱世的霍乱成全了沃特与吉蒂。
或固执，或骄傲。戴着面纱拒绝审视，这爱情的无端与短暂。
可这都只是电影里的戏码，太平盛世里没有灾祸与无常，
戴着面纱的人们依旧看不清内心的表情。

这世界，男人有的忠贞不渝，一颗朱砂恒印在心。
也有的，处处风流，说着何必太认真。
女人有的聪敏，内心明镜，懂得争取幸福。
有的却迷恋镜花水月，以为自是特别，该当拥有荡气回肠的爱情。
于是愚钝者难免被骗受伤，这不是上帝的错。只是不清醒的人该当此报。

而这是电影，会有一些奇迹让你我唏嘘感动。
所以吉蒂是幸运的，自小娇纵任性，连婚姻大事都草率对待。
却偏偏碰到一个如此爱她的沃特，执意结婚，以为日久就会有爱。
可其实爱情没那么伟大，也要天时，地利，人和才会有恰如其分的结局。
他努力讨好的举动在她眼里是索然无味。
彼此努力寻找的都是对方所缺，没有人看到那些确实的存在。
于是她轻易投进别人怀抱，以为是伟大的爱。
却在最后狼狈收场。只有那个深爱自己的男人还等在原地。
他用一次自杀式的旅行去惩罚这无计可施的关系。
惩罚太过爱的自己，和不够爱的对方。

不交流，不相视。冷漠的残忍和隔世的绝地让她无所适从。
她负气的吃没有煮熟的蔬菜，是想惩罚对面的他，还是要得到关注？
而沃特也沉默的将蔬菜吃下去，彼此伤害着，却又都无能为力。
最终，是陌生的瘟疫之地拯救了两个人。
人都如此，在陌生的环境里容易害怕，本能的想要亲近熟悉的人。
正是这样，一直戴着面纱的吉蒂才开始愿意去观察，去了解。
才发现之前那个古板沉闷的丈夫是如此道德高尚，让人敬仰。
而煎熬里的沃特，也在那首熟悉的钢琴曲里发现，恨之浓烈都只缘于更深的爱。
于是旧有过往在这陌生的地方都渐渐死了，新的希望随爱衍生。

如果他们走过了这场霍乱，重回文明世界，这特定环境催生的爱又会不会迅速夭折？
如果他们没有走这一遭梅谭府，是否仍会在一起，
却各怀心思面似好合的生活着，象大多数人那样？
可惜，故事没有如果。
沃特得了霍乱，在片尾迅速的死去。美好的可能却是一开始就已来不及。
可也正因这缺憾，来之不易的爱情才得以永存。
电影散场时，越人歌里的那句“爱到分离才相遇”不断回荡在脑海。
唏嘘着，却想问：爱究竟是什么？
而谁又真正知道呢？
———————这——还———是— — —条———分——割————线———

昨天会计师约我去附近的黄姚古镇观光散心，没去。
已经在这部电影里见识过了，何必担着失望的风险跑去现场再看一次呢。

Sometimes the Greatest Journey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2 People.

2 Comments

• At 2008/02/25, Robin wrote:

  好久没看爱情片了..有好的推荐么？

• At 2008/02/25, Bright Young wrote:

  哈，英国病人如何，蓝莓之夜我还去影院看了，一般。

  正在复习刻盘带过来的老电影。